外媒周观中国
过去一周，国际媒体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中国。日媒刊文担忧中国经济会重蹈“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覆辙，而美国《纽约时报》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引外媒瞩目；随着伦敦奥运会进入倒计时，中国体育和金牌之争也成为外媒议论的话题……我们从其中选取6组关键词，来回顾外媒视野下中国。
===关键词一：重蹈日本覆辙？===
中国经济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12月6日出版的日本《经济学人》周刊问道，中国会重蹈“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覆辙吗？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很可能正面临日本在1970年前后的局面。
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作为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的进程即将落幕，日本面临“刘易斯拐点”（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城市工商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经济会高速增长，而这种转移一旦完成，高速增长便终止）。然而，当时的日本，许多人笃信9%的潜在增长率会永远持续。因此，增长率一跌到8%以下，政府就认为是经济减速，试图通过放宽货币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来维持高速增长。可是，这种做法导致房产泡沫和劳动力供给瓶颈的产生，导致工资上涨，加剧内因引发的通胀。
作者认为，中国要尽早让经济增长冷却至8%以下。但很多人有不同观点，认为一旦经济增长率回落至8%以下，就业会恶化，将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政府要尽早出台经济刺激政策以避免这些现象。
美国《纽约时报》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美国财政部前顾问史蒂文·拉特纳12月2日撰文说，中国会跌倒吗？想都别想。
拉特纳最近访问中国后，乐观地认为，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这个国家生机勃勃，不断取得成功，在经济上满怀雄心壮志和可以理解的自信。”中国经济成功与自由企业制度非同寻常的结合，应会继续奏效，因为它有能力保证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让似乎更关心经济发展而非民主的民众感到满意。理由如下：
中国大规模的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而美国仅为12%；中国的核心基础设施大为改善；中国政府在资本分配方面可以说比美国政府做得好；中国的家庭不愿负债（有四分之一的住宅是现金购买的），导致其储蓄率为其收入的近40%，而美国人的储蓄率不到5%；中国的重商主义带来了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玩具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竞争优势……
他的结论是，虽然中国并不缺乏挑战，在但是它的成功会继续下去。
在科技领域，《纽约时报》也看好中国，它对中国力争高科技主导地位进行了报道。报道说， 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是美国的近两倍，中国在IPv6的建设上的速度要比其他国家更快。
如果说互联网的未来已经在中国，那么电脑运算的未来是不是也在中国？美国的许多专家说，很可能是这样。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已经是全球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器的主要制造国。现在，这些专家说，中国繁荣的经济和日益发展的技术基础，可能会使它在下一代计算机上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说，不要在意中国可能没有史蒂夫·乔布斯，“还有另外一种创新，那就是美国不擅长的不断改进，而中国更擅长。”
《纽约时报》也看到，中国在力争科技主导地位方面不是没有障碍。10年来中国远没有实现建立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工业的目标，它所组装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微芯片仍依赖进口，最好的微芯片厂比起美国的英特尔等世界先进的芯片厂的水准，仍落后两到三代。
该报认为，中国的最大弱点可能就是政府管得太多，此外，中国的创新可能还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相对不力的限制。这可谓一语中的。（来源：中国青年报 王冲）
===关键词三、治理模式===
美报：中国治理模式有四大系统优势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2月6日文章】题：中国模式：为什么斯蒂芬-罗奇只对了一半（作者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太局局长吕凯闻）
几周前，在耶鲁大学杰克逊国际问题研究所，我有幸在研讨会上与斯蒂芬·罗奇先生作了一个对话访谈。罗奇先生曾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区主席，多次提出了有关亚洲各国经济的很有见地的观点。
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有争论的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会持续发展以及是否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变。罗奇说，他不敢妄自推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治理模式”是“中国模式”精髓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这一点我同意。但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比，中国的治理模式有四个系统优势。
第一是中国政府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计划和干预经济事务。中国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处理雷曼兄弟公司事件时，即使是在危机形势下，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要直接干预市场也很困难。
中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而且决策模式既集中又靠共识驱动。一旦做出决定，多年形成的执政党组织机构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确保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实施。
第二是系统内部的问责制，包括多种多样的反馈机制。
中国政治生态系统中竞争激烈。大多数决策者可能不会直接向选民负责，但他们总是受到上级、同行、下属、竞争对手、知识分子、媒体和许多其他团体的监督。虽然媒体仍被严格控制，但它已能够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舆论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受到官方密切关注。而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体系也在努力审查各级政府官员，通常有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各级官员的成败。
第三是政府愿意做局部试验并从试验中学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是在农村地区开始试验的。其他著名的试验还包括像深圳经济特区，从一个小渔村开始的市场经济试验造就了今天1200万人口的大都市。
第四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期视野。在政治上，中国的高层领导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变动周期相对较长。这就减少了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我们经常看到，在短期选举政治的国家做真正的长期决策打算几乎是不可能的。
“减震器”确保中国模式稳定
除了这四个长期的系统优势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中有几个因素降低了重大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或影响力。我称这些因素为“减震器”。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四个减震器是：家庭关系和儒家社会的支持系统；执政党通过“心理定格”使公众普遍理解和期盼社会稳定：种种历史和结构上的原因导致国家积累了大量财政资源；党组织拥有广泛的政治架构。
这四个系统优势和四个减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 “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相反，西方治理模式所依托的民主选举，虽然保证了理想的过程，但并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的结果。“占领华尔街”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提醒。
===关键词五、中国体育====
英报：中国品牌应“站起来”争市场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2日报道】题：中国品牌：站起来以被肯定？
许多想要建立全球品牌的中国公司都选择隐瞒商品的产地，因为“中国制造”的标签常被联想为廉价、质量差和有安全隐患的产品，这种标签没有什么价值。
但英国号领品牌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种隐瞒战略是错误的。
基于对英国、法国和德国近1500名消费者的采访，这份于日前公布的报告说，如果中国品牌对其产地和生产方式更加透明，它们将在欧洲卖得更好。
该报告建议，真正的中国先锋品牌应标榜自己的产地，成为中国品牌的标准载体———向人们展示真正的中国商品，这是一个重大机遇。
这说得都很对，但中国品牌附带的负面印象似乎不是特别容易消除。
报告说：“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或很少会考虑购买中国品牌，主要是因为对其生产流程的担心。”
报告指出，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品牌的印象是缺乏信息量。
虽然媒体大量报道像苹果或耐克这样知名跨国企业的问题，比如劳动标准或环境影响，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公众关注会给这些品牌带来永久性伤害。
对于中国品牌来说，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很少能够获得中国品牌具体生产过程的信息，但国外消费者却普遍倾向于持怀疑态度。
根据号领品牌咨询公司的这份报告，中国品牌给欧洲消费者带来唯一正面印象是价格低、国际化和有野心———这些因素很少能使消费者与某种品牌建立情感联系。
另一方面，中国品牌在其他重要领域的口碑仍是惊人得差———只有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品牌很可靠，2%的受访者认为它质量好，16%的受访者认为它值得买，还有2%的受访者认为它值得信赖。消费者对一个国家品牌的总体印象将影响这些品牌在市场上的定价。
另外，中国品牌如果选择对的市场将能获得更好的机遇。报告显示，虽然法国和德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但英国消费者通常对外国品牌更加开放，对中国商品的偏见最少。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逆流而上争取潜在市场的中国品牌，英国很可能是你打开局面的最佳起点。（来源：新华国际）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NA JADE
===关键词四、道德体系===
资料图片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6日文章】题：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当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政府应该从两方面来努力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详细
2011年11月29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会议现场。法制网记者 王建军 摄
===关键词二、入世十年====
外媒关注中国入世十年对世界经济贡献大
【埃菲社北京12月7日电】中国值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10周年之际，发布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对近10年来的贸易发展作出了积极评价，并承诺将进一步扩大贸易开放。
白皮书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开放型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强调外国企业在中国获得大量投资机会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了推动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中国出台了很多重要措施，其中包括进一步降低关税。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逐步降低到2005年的9.9%。
在这10年间——中国仍未获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对其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白皮书指出，中国近年来倡议与东盟成员国建立全球最大的地区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意义深远。
此外，2010年，中国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等 10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伙伴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7826 亿美元，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 <<<详细
日媒：入世十年中国与新兴国家贸易紧密必有摩擦
中国商务部官员在7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了中国入世以来的贡献，中国的进口为贸易伙伴国创造了1800万个就业机会。他还充满自信地表示，中国还对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出口对象国对中国的戒备却日益增强。中国入世以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累计已超过600件。2010年在调查中或开始生效的贸易保护措施有47%是针对中国产品的。
近来中国与新兴国家的贸易摩擦成为焦点，瓷砖反倾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西宣布提高从中国进口的空调、自行车等的关税——从15%-20%提高到35%。印度也在探讨对中国电力设备征收高关税。
过去10年间，中国对中南美、非洲、东南亚的出口分别增至入世前的 12.8倍、11.9倍和8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何元贵指出，随着出口不断增加，与中国产业结构相似的新兴国家与中国发生摩擦是必然的。 <<<详细 |
